作者 鮑玉梅 編輯 王秀華

　　大清早去菜市，遠遠瞅見一輛大斗車停在路邊，車斗里堆著滿滿當當的烏皮瓜。我只掃了一眼，腳步便不由自主地挪了過去——那分明是我小時候最饞的“山瓜”。它巴掌長短的個頭，綠皮上爬著淺淺的條紋，一頭圓潤一頭俏，憨態可掬，與我記憶中山瓜的模樣重合了起來。

　　那是上世紀80年代的事了。我們家在鄉下，土墻黛瓦的老屋偎著幾畝薄田。那年我約莫十二歲，剛送走年過花甲的老父親。我大哥早已過繼給鎮上的舅舅，二哥二十出頭娶了親，分了家便離了故土討生活。偌大的家里，只剩下十八歲的三哥、年邁的母親、輟學在家的四姐和我。我們四口人守著幾間漏風的老屋，日子過得捉襟見肘。

　　十六歲的四姐輟學好幾年了，日日悶在屋里“踩袋子”。縫紉機“咔嗒咔嗒”的聲響混著檐下麻雀的“嘰喳”聲，那是貧寒歲月里最細碎的背景音。十八歲的三哥是家里唯一的壯勞力，黝黑的他扛起了一家人的生計。母親養著一頭瘦骨嶙峋的豬，日日挎著竹籃去田埂割草拌食，盼著年底能換幾個錢。貧寒的風卷著田壟里的塵土，吹過小院，連空氣里都帶著幾分苦澀。

　　三哥是個勤快人——農忙時節侍弄莊稼，鐮刀在麥稈間劃出脆響；農閑了便在自留園里松土、播種、澆水，種菜，也種瓜。他總說，瓜園的土性是父親手把手教他摸透的。

　　待到瓜菜成熟，他便割上滿滿兩筐，踏著拂曉的露水去鎮上的農貿市場叫賣。我至今記得，天沒亮透，淡青色的晨霧還裹著村莊，三哥就挑著擔子出門了。扁擔壓低了他的肩頭，卻壓不彎他挺直的腰桿。筐子里躺著水靈的菠菜、油綠的小青菜，還有包菜、蒜苗、韭菜，都帶著泥土的清香。

　　園子里，兩種瓜最是喜人。一是蜜瓜，甜得齁人；二是山瓜，雖不及蜜瓜甜，卻清爽多汁。它半尺來長，圓柱形，瓜皮上的條紋像極了鄰家小哥黝黑胳膊上暴起的青筋。每次三哥賣瓜回來總會變戲法似的，摸出兩顆水果糖塞給我和四姐。那味道，混著瓜香，能甜好幾天。

　　三伏天的日頭最烈。正午時分，院子里的水泥地被曬得發燙，蟬聲嘶力竭地叫著，讓暑氣顯得愈發濃重。

　　我和四姐耐不住嘴饞，總要偷偷摸出一根細木棍，躡手躡腳溜到山瓜園里。園里的瓜葉長得繁茂，層層疊疊遮出一片陰涼。我倆貓著腰，用木棍輕輕撥開葉片，專挑那些蒂部泛黃、已經裂出一道小口的熟瓜。一旦尋著中意的，便摘下來揣進懷里，緊張地跑回家，用井水沖一下，顧不上擦去水珠便“咔嚓”咬上一大口。清甜的汁水順著嘴角往下淌，熱意也消散了大半。偶爾被三哥撞見，他也不惱，只咧嘴一笑，塞來兩個更大的：“別踩壞了瓜藤。”

　　三哥在家務農的日子不過幾年。那年秋后，地里的莊稼收完了，金黃的稻稈在田埂上碼成垛，瓜園里的藤蔓也沒了往日的生機，三哥揣著母親縫在貼身衣袋里的幾塊錢，跟著鄉親們進了城里謀生。

　　三哥走的那天，天蒙蒙亮，霜花凝在瓜葉上，白得晃眼。三哥特意去瓜園里轉了一圈，摸著枯黃的瓜藤許久沒說話。我站在他身后，看著他的背影，忽然覺得鼻子發酸，攥著衣角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母親往他的包袱里塞了好幾包干菜，哽咽著絮絮叨叨叮囑了一遍又一遍。車轱轆碾過土路，揚起陣陣塵土，三哥回頭沖我們揮揮手，車子漸漸融進晨霧里。

　　那片山瓜園沒了他的照料便荒了——野草瘋長，藤蔓腐爛，再也結不出那樣清甜的瓜。從此，我再沒吃過那樣清甜的山瓜，嘴饞時也去集市上買過，可那瓜總是少點什么。后來我才明白，少的是瓜園里晨露的清冽，是三哥笑容里的溫煦，是貧寒歲月里那甜到心坎里的暖。

　　隨著年歲漸長，我念舊的情愫愈發濃重。有些人、有些事、有些物，終究會在歲月里遠去，卻又刻在心底，一輩子都抹不去。日頭漸漸西斜，將影子拉得老長。我靜靜望著，那些舊時光像一部褪色的老電影，在腦海里緩緩回放，沒有聲音，卻格外清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