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網訊（作者 周朝暢 編輯 王秀華）上世紀60年代末，我出生在山門鎮的山坳里，等背起書包要去鰲江的中學讀書，山門老車站就成了我每周都要“打卡”的地方。那是上世紀70年代末到上世紀80年代初的光景——柏油路沒鋪到家門口，去車站的路，是人們踩著田埂和碎石子走出來的。天不亮我就得起身，揣著母親夜里蒸好的紅薯，摸黑往鎮口的老車站趕，去晚了就只能在售票口處的長隊后面望洋興嘆。有時候排了半個多小時，眼看著就要挨到窗口，卻聽到里頭喊：“去鰲江的票只剩三張咯！”

　　山門老車站的售票窗口是嵌在土坯墻上的一個小木框。巴掌大的地方，每天都被人們圍得水泄不通。排隊的人，有挑著擔子去鰲江趕圩的貨郎，有背著鋪蓋外出做工的后生，更多的是和我一樣揣著皺巴巴幾塊錢買車票的學生，隊伍從窗口一直蜿蜒到車站外的老樟樹下。冬天的風像刀子，刮得人臉頰生疼，我們就把脖子往棉襖領子里縮，腳在凍硬的泥地上不停跺著取暖；夏天更難熬，日頭毒得能曬脫皮，排隊的人汗流浹背，衣衫黏在背上，空氣中混著汗水味、塵土味，還有遠處稻田飄來的禾苗氣。

　　最怕的是遇上雨天，黃泥路被踩得稀爛，一腳下去，鞋子就裹上半斤泥，走一步都費勁。隊伍里的人擠得更緊了，傘骨碰著傘骨，雨水順著傘沿往下淌，把褲腳淋得濕透。我個子小，被淹沒在人群里，只能踮著腳尖盯著前面緩緩挪動的隊伍，心里數著前面還有多少人。隊伍里滿是鄉音，隔壁村的王叔挑著一筐生姜，扯著嗓子跟前頭的人搭話：“你也是去鰲江？今日這車怕是要擠爆咯！”旁邊的大嬸挎著布包，轉頭問我：“一個人去讀書啊？這么小的年紀，真乖。”

　　小時候，我一坐上車就感覺天旋地轉，吐得昏天黑地，所以每次買票，心里都揣著一個念想，“能搶到前排的座位就好了”。從前排望出去，能看見窗外掠過的田埂和竹林，更要緊的是，前排離發動機遠些，顛簸輕，汽油味和汗味也淡些。那混合著劣質煙味、汽油味、汗味的渾濁空氣，只要聞上一口，我的胃里就會翻江倒海。可前排的票就那么幾張，排隊的人都盯著，哪里是那么好買的。多虧了售票的林先生和池先生。他們的兒子和我是同班同學，見我每次都蔫頭耷腦地排在隊尾，總會多關照我幾分——等我排到窗口，林先生低頭在票根上飛快地劃一筆，遞出來的車票座位號總是前排靠窗的那個。

　　有了前排的座位，去鰲江的路上就舒坦多了。車身顛簸時，我能扒著前排的椅背，不至于被晃得東倒西歪；窗外的風灌進來，吹散了車廂里的濁氣，胃里的翻攪也減輕了大半，對兩位先生就更感激了，心里像放著個暖烘烘的烤紅薯。

　　歲月如白駒過隙，如今山門老車站早已拆了，成了出租車的停靠點，老百姓出門的方式也多樣化了，公交車、出租車、自駕……我們再也不用起個大早排隊買車票，可我總忘不了當年那個土坯墻上的小窗口，忘不了林先生和池先生的笑臉，更忘不了那些在隊伍里踮腳期盼的日子——那些辛苦的時光里，藏著少年的倔強，也藏著最樸素的溫柔。